张朝富│召唤与竞胜：试论杜甫对“李杜”合称的促成
编者按：原文刊载于《杜甫研究学刊》2019年第2期，总第140期。
李杜并称，是文学史上的一道重要景观。历来言说李杜并称，多由外在认定的角度进行探讨，如陈尚君《李杜齐名之形成》等；也有从内部因素来挖掘的，主要从杜甫的角度来论述，如刘明华、吴增辉《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——兼论李杜友谊》，张德明、黄全彦《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及李杜并列地位的确立》。本文关注李杜并称中来自杜甫的推动要素，补充前述论文之略有未申者。
关于李杜关系，秦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，杜甫逃难至此，作了《梦李白二首》《天末怀李白》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，这是李杜相见、同游之外，最集中的针对性创作。秦州是李白的祖籍地，在这里想起老朋友并表达关切和思念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不过，秦州通常被认为是杜甫取得“老更成”诗歌成就的起点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，当杜甫背对长安、事功观念暂时无望的情形下，以诗事自命的意识更可能被反向激发，尤其在自己无限追慕的大诗人李白的祖籍地，集中地述作，表达记挂的同时，怕还含有追随、比竞的特定心理。不管是有意还是客观，杜甫确实是寻迹而来。在秦州时，牵扯到一个细节颇有意思。杜甫出蜀到长沙时，作了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一诗：
与子避地西康州，洞庭相逢十二秋。远愧尚方曾赐履，竟非吾土倦登楼。久存胶漆应难并，一辱泥涂遂晚收。李杜齐名真忝窃，朔云寒菊倍离忧。
据陈尚君考证，杜甫与李衔十二年前的相见，正在杜甫流寓秦州、同谷时期。李杜并称的说辞，应该在那一时期就有了的。陈说可谓卓见，借以稍作展开的是，杜甫作《梦李白二首》《天末怀李白》，或许和李衔展示、交流过。《梦李白二首》中的“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”，《天末怀李白》“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”，都涉及了屈原或楚辞的背景，而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“朔云寒菊倍离忧”中的“离忧”，也是《离骚》的命意，言杜说李，均指涉到屈原，当不是巧合。杜甫以屈原蒙冤流放来比李白，何尝不是自己当时感受的自况，这才构成十二年后作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“李杜”并提时再及“离忧”意绪的前提。陇西时候的李杜并称，应当多指蒙冤流放的共性，是否包含了李杜文学齐名的意图，他者之言或有此比，杜甫此时当不至于心安理得地接受，但自己提及和李白的关系或者被别人以李杜合称，杜甫心里的自得应当是有的。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在描述了李白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等了不起的诗艺和成就时，还不忘补充上一句“乞归优诏许，遇我宿心亲”，表达一下与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的亲近关系。如果说之前的相见、同游以及赠李诗，还只表达了一个年轻后辈对李白的崇拜和追随，秦州忆李诗应当有了不同的预示，浓墨重彩地大肆书写李白，记忆的背后，应当包含了对诗歌高度和诗性抱负的激发。
而且有趣的是，杜甫后续经同谷入蜀，正叠合了李白家族入蜀的路线，最终来到了李白的家乡，面对一个时代标尺一般的前辈，此前的共同游处，之后的踏迹而来，将在一个以“诗是吾家事”为追求的诗人心中，造成如何的心理促动呢。在蜀地专门写李白的诗并不多，《不见》是实实在在的一首：
不见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！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。匡山读书处，头白好归来。
诗表达了对李白诗才敏捷的推举，透露了盼李白老境安稳归来的希望。老朋友当然没有回来，但杜甫确实是在巴蜀完成了“老更成”的成就，一句“头白好归来”，不知道是否包含了老境沉淀以诗、以诗为担当和最终寄寓的特定意志，这只能是面对站在时代诗歌云端的老朋友李白才能激发出来的心曲。
杜甫对自己诗歌成就的体认在巴蜀应该是完成了的，而且也正是与李白联系在一起表达的。寓留夔州时，杜甫作了几首带有自传总结性质的诗作《壮游》《遣怀》《昔游》。尤其是后两首，专门回忆了当时与李白、高适等同游的风光岁月，“忆与高、李辈，论交入酒垆”，推举“两公壮藻思”的同时，表达的是“得我色敷腴”的等齐意识。《昔游》中也回忆“昔者与高李”一起的浩荡同游，而今“赋诗独流涕”，虽为怀友，但同时也透露了高李去后诗文孤独的感慨和自许。这也非一日之思，还在蜀中时的《寄高适》诗中，就有“诗名惟我共，世事与谁论”的自陈，这还不是事后不可对证的自诩，这是面对高适时候的直陈，与高李诗文等齐，已是杜甫心里的事实。
杜甫在巴蜀期间的诗歌创作，有两个重大的方面可略为言说，一个是律诗的成就，二是诗论的广泛讨论。
关于律诗，杜甫自言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，杜甫律诗的成就也基本上是晚期取得的。众所周知的是，李白诗以古体见长，这方面杜甫似乎专门讨论过。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云：
近来海内为长句，汝与山东李白好。何刘沈谢力未工，才兼鲍照愁绝倒。
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云：“计东曰：长句，谓七言歌行，太白所最擅长者。太白长句，其源出于鲍照，故言何刘沈谢，但能五言，于七言则力有未工，必若鲍照七言乐府，如《行路难》之类，方为绝妙耳。公尝以‘俊逸鲍参军’称太白诗，正称其长句也。”说“何刘沈谢力未工”意为“言何刘沈谢但能五言，于七言则力有未工”，或有可申，杜诗所言“何刘沈谢力未工”怕更多指向他们所代表的永明体诗，当然永明体在当时也主要是五言诗，尚谈不上七言未工的问题。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的上述几句，谈论所指，当在近体与古风之间的大致比较。无论诗作于何时，杜甫对李白诗之专擅领域和独具风格，是有大致定位的。杜甫后尤重视律诗并取得卓越成就，固然为才分性情所定，并不一定是刻意为之，但这一对老朋友，在唐诗的高处，一古体，一近体，二水分流，各至臻境，尤其对于后来者的杜甫，如果说一点都没有主观的针对和达成，反倒是奇怪了。其实杜甫的歌行成就也很高，不过后来更着力于律诗的创作了。
杜甫的诗论，构成杜甫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作诗而论及古今诗，唐诗人多有，而如杜甫之有意者少，对同时代之诗人多所剖判，尤构成杜甫诗论的特色。其中有这样两个追问：一、对时代诗坛予以评议，其潜在的一般心理是什么？二、杜甫认为本人处于什么位置？杜甫重视诗歌创作，自认为“诗是吾家事”，信手剖判时代诗坛，既是表达自己的诗歌倾向，更显示了俨然诗坛大家的评判意识和抱负。在诸多论诗环节中，有这样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，就是杜甫把谁放置于时代的高点来论述，细审之，只有李白和高适。如称叹李白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（《春日忆李白》）、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（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），赞美高适“叹惜高生老，新诗日又多。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”（《寄高三十五书记》）、“诗名唯我共，世事与谁论”（《寄高适》）。杜甫与这两人什么关系呢，一是这两人正是当年杜甫与之畅游的知己好友：“昔者与高李”（《昔游》）、“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”（《遣怀》），而且杜甫也认为自己的水准和高、李等齐，“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”（《遣怀》）、“诗名唯我共”等等。另有一个细节可稍作发掘，杜甫诗论中多用“老”字，如前引的“叹惜高生老，新诗日又多”，又如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一），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（《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》）“毫发无遗恨，波澜独老成”（《敬赠郑谏议十韵》）等，老除了的确是对老境的描述之外，更是对诗歌老到、老成水准的概况，也是处于晚境的杜甫对自己诗歌高度的一个体认，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（《咏怀古迹五首》其一）亦是自况。事实上，晚年的杜甫，不但自认为诗歌水准达到了时代的高度，也自视跟高李齐平。
再回到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一诗，“李杜”合称的提及，显然不是毫无征兆的，即使是一时客套，也需要能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素，也需要有对方能如此关联的外在促动因素。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应该就是杜甫言语、诗论中凸显的关于李杜友谊、李白的超越地位及自身诗歌高度的体认。结合杜甫诗流播于江汉间的背景，上述的推论是合理的逻辑之一。
从秦州，经同谷入蜀，走的也正是李白家族入蜀的路线，来到了李白真正的家乡，到出川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再提及“李杜齐名”，无论是路线、杜诗“老更成”的诗歌发生还是杜甫的诗人自认的心气，似乎都或隐或显地和李白发生着关系。
这很好理解，除了寻常的比对争胜之心，向来以“诗是吾家事”自命的杜甫，诗歌方面的追求怕就是自己一直来的精神使命，尤其在仕途功业上失意之后，诗歌上的超出和成就，应当成为更为强烈的内在驱动。李白正构成那个可以衡量的标尺，朋友之间的相得，并不仅仅是意气相投，更有内在精神力量的促动和各擅领域的彼此生发，李白之于杜甫，正构成这样一种特殊的认同、吸引和召唤。当年追慕风光无两的李白的后辈杜甫，最终取得了可与李白比肩的诗歌成绩，无论是从陇蜀而来的足迹、于巴蜀间完成的诗歌创获，还是一系列在思念中对比的动情回忆文字，杜甫完成了可以叠合、并行的“李杜”历程，完成了李杜并称的基本内在要素，静等后来诸方的发现和确认。